六科廊的六科给事中也有话说，放着王崇古那么好的目标不去进攻，非要去说京营攻伐绥远，当初陛下当街手刃陈友仁的事，所有人都记得，陈友仁写了本阴阳怪气的《平倭记》，极力为倭寇粉饰，给戚帅泼脏水，最后被陛下当街手刃了！
皇帝当街杀人。
礼部跟进写了本《东征记》，详细的描写了当初倭寇的暴行和戚帅约束军伍的严格。
上报天子下救黔首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，不是一句口号，是事实。
有些事可以碰，王崇古，骂他就行了，谁让王崇古犯的错比天还大，连张居正都对王崇古常怀警惕之心。
有些事不能碰，张居正戚继光，那是陛下主少国疑时坐稳皇帝的柱石，但凡皇帝的心是热的，就会极力维护周全。
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绥远支边的问题，在降价和流放言官之后，立刻得到了响应，这也印证了戚继光对士大夫的判断，就是在讨价还价，当见到事不可为之后，立刻开始反复。
大明京营可以如期班师了。
按照礼部的估计，大明识字率超过了25%，可不是说那种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就叫识字率，而是学完了四书五经的人超过了25%，这代表着大明有太多太多的读书人了，他们没有安稳的生活，人多，竞争就大，还不能操持贱业，否则就是有辱斯文，士大夫们希冀于皇帝能再涨涨价，结果等来了降价。
所以绥远支边的问题算是缓解了，而且随着三级学堂的建立，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缓解。
潞王大婚后的荒唐事慢慢落下了帷幕，潞王就藩的风力舆论也戛然而止，因为有知情人士透露：大明皇帝打算海外封藩，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，以潞王殿下贪婪的秉性和荒唐的作风，封藩海外，恐怕海商们叫苦无门。
虽然消息来的没头没尾，但就大明皇帝开海的坚决意志而言，就知道陛下恐怕是真有这个打算。
开海，是海商们不想讨论的问题，利益过于庞大，不如维持现状，还是让潞王继续在京堂胡闹吧，左右不过是一个亲王，又不是陛下。
万历维新正在深入改变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方方面面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生活方式，都随着大量白银流入和新政的推行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，大明正在逐渐变得强大，但维新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尖锐的矛盾。
首先就是皇权的高度集中和各个阶级对权力索取的矛盾。
从张居正新政开始的万历维新，从一开始就是利用各种政策增加朝堂、皇帝的权威，来改变国家困于五疾的现状，是为了巩固皇权，皇帝是所有新政的基础，所以十年后的万历十年，皇权再次高度集中在皇帝本人手里，但显然习惯了道爷焚修、隆庆神隐的读书人，对这种局面的不满。
从连章弹劾王崇古、杂报对王崇古的疯狂反对，就可以看出，对于朝廷手太长、管太宽、管太严这种事，士大夫阶层爆发出的巨大不满。
这个矛盾是长期的，是集中权力和离散权力的矛盾。
第二个矛盾则是新政惠及的还是肉食者，肉食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，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缓解，甚至部分自耕农、佃户承担了清丈带来的税收压力，这也是稽税院被恨的咬牙切齿的原因，新政的推行是随着行政能力的恢复，一步步推进的，强人身依附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变。
还田疏和请均田役疏，才能明显缓解人地矛盾、生产者和肉食者之间的矛盾。
普查丁口和废除贱籍，是请均田役疏的一部分。
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，是生产资料的矛盾。
第三个矛盾则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石之间的文化矛盾，新政主要惠及到了肉食者，松江学派自由派的变革，代表着肉食者们在新政获利，张居正在分配卷，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同样承受变法的阵痛，但肉食者获利更多的情况下，穷民苦力就成为了牺牲品。
这种受教育程度的巨大不公平正在加速撕裂大明的上下，而官厂团造、工兵团营，以及围绕着工匠、军兵展开的三级学堂，就是为了缓和这种撕裂和矛盾。
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，是社会公平的矛盾。
缓和三个主要矛盾，就是大明当下制度设计的内因。
而王崇古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物质，张居正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货币，这并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，没有张居正的新政，行政力量没有恢复，王崇古想做什么都是白瞎。
大明真的太大了，包容性很强，容得下这两个主张。
朝廷实行的变法，一定会引起旧有利益既得者的激烈反对，而封建帝制的政治生态，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，流放贱儒到绥远支边和贵州疏浚乌江，就是最典型的压制和排斥，这一定会促使旧贵们，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物理上消灭皇帝、张居正、王崇古这个变法核心，是最好的办法，这看起来是个最优的解法，无论这三个变法核心谁死了，大明的新政都会戛然而止，但问题是：大明对此极为防范，大明皇帝连皇宫都不住了，通和宫的人事结构简单，守备森严，皇帝对士大夫常怀警惕之心。
这就是等级森严，阶级的直观体现，更高的阶级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保护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