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至不禁笑了，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，吴贵业的国学修养，已经能够甩出一般人好几条街了。
然而这是不够的。
于是说道：“国学就是这样，一篇《国风》，其背后可能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。吴老大提出的这些，的确关系到孔子采集《诗经》的思想出发点和学术理论的逻辑问题，完全可以探讨一下。”
“我们首先来说《牧誓》的问题，人殉，到了商代末期，固然已经是一种违背人类道德的落后制度，但是周武王提出纣王不祭祀乃是大罪，是不是就意味着纣王是人祭制度的反对者，武王是人祭制度的拥护者呢？”
“我认为不用急着下结论，先来看看《牧誓》的原文。”
“《牧誓》的原文是：今商王受，惟妇言是用，昏弃厥肆祀，弗答；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，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，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奸宄于商邑。”
“可以看到，武王提出纣王的第一条罪过，是‘惟妇言是用，昏弃厥肆祀’。”周至转身将这句话写下来，然后开始解释：“惟，是只有的意思，昏是轻视的意思，厥同绝，肆是一种祭祀的名目，指祭祀祖先。”
“所以这话的意思是说:殷受只听妇人的意见，不听其他人的意见，轻视弃绝对祖先的祭祀，故而是一条最大的罪过。”
“但是武王这里的祭祀是指的人祭制度吗？文章里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，而我根据周代礼乐制度的内容，可以相当肯定地说，绝对不是。”
“要是我们研究《周礼》就可以发现，和商代甲骨文献当中不断提到诸如‘明天杀一百名羌人，会得到祖宗的庇佑吗’这样的卜辞，《周礼》里面，没有关于人祭的任何内容，而是要求以三牲甚至鸡鱼丝谷作为祭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