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对于本身就居住在国境线边上的人口来说，这一项徭役不算什么事情，但是只要想象一下一个远在荆襄的农民让其自带粮食武器，自负路费，到并州，甚至是幽州，凉州去戍边三日再回来……
所以基本上是不现实的，因此就出现了代戍的“过更”钱，一年3oo文……
另外还有临时的“军调”、“口敛”等等，所以实际上，自耕农想要从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努力劳动，去获取整个家庭在收支上的平衡是非常难的。
晁错《论贵粟疏》:“……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……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署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……勤苦如此，尚复被水旱之灾……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……”
因此实际上，汉代到了末期土地大量被兼并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自耕农，或许无奈，或许主动变成了豪强的附庸，导致原本能够收取的赋税进一步的减少，就不得不再次加赋，就更导致了剩余的农民破产，恶性循环……
所以现如今，在河洛地区，能保持自己生活的所谓五口之家的自耕农，已经为数不多了，大部分都是附庸在乡间豪强，地方士族其下，变成了隐户……
有的甚至已经是几代人为这些乡间豪强、士族在劳作了。
所以可以想象，当这贫困得一无所有的附庸农户，突然就有这样一个机会，转眼就可以获得这么诱人的财富的时候，那种躁动，惶恐又欣喜的复杂心情。
这种情绪就像是一种蔓延的瘟疫一般，转眼就感染了洛阳周边的区域，影响最大的就是位于洛阳边上的弘农郡。
如今弘农郡大部分的良田都要么是纳入了弘农杨氏的名下，要么就是附庸于跟杨氏有所关联的其他士族豪强的手中，所以当李儒开始推行斐潜的这个铁牌之策的时候，整个杨家就像遭遇了大地震一般，连一些原本在家中坐看风云变换的老家伙都被震出来了……
杨彪苦笑的将一块铁牌至于桌案之上，轻轻的推到袁隗的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