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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到何医生这么说，我和乔娜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
何医生如果不是有把握，也不会给予我们这样的承诺。
我站起身，特意向何医生鞠了一躬，“那就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从医院离开之后，乔娜在车上一直孜孜不倦地开导着我。
“这下心里踏实多了吧？何医生说了，会替我们想办法的。何医生可是脑科最权威的医生，他说有办法肯定会有办法的。”
听着乔娜的喋喋不休，我心里却不那么认为。
何医生那么说不过是为了给我鼓励罢了，如果他真的有稳妥的方案，就不会搞什么专家会诊了。
晚上回到家之后，我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脑癌的国内外治疗措施，基本上很难实现同时保全胎儿和大人。
我心里已经不敢抱太大的希望，更害怕我的希望会被现实碾得粉碎。
我疲惫地躺回床上，手里的平板在搜着如何延长脑癌患者的生命。
再给我点时间，让这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就好。
我来到米国的第三日，此时距离我与厉云州定好的复婚的日子只剩下了两天。
晚上，厉云州兴致勃勃的打给我，“怎么样？你那边的工作处理完了吗？定了明天几点的飞机？我去机场接你，咱们明天先去把证领了。”
听着厉云州口中的满是期待，我却心如刀绞。